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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健孙：近代以来，为了挽救国家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历尽千辛万苦寻找真理。由于资本主义的道路走不通，在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比较、探求，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949年9月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对于这个思想，作出了最深刻的论述。1938年10月，他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1939年10月，他在《〈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成立18年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提出“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这一思想原则，并且指出，党的事业的前进与后退、成功与失败，都是同党能否把两者正确地结合起来直接关联着的，而从“不善于”实行这种结合到获得对于这两者的“完全统一的理解”，正是党从幼稚达到成熟的标志。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系统地、正确地结合起来，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工程，一个十分艰巨的历史任务。因为马克思主义只是一般地指明社会发展和革命发展的方向，至于具体情形、实际情形，那只有在千百万群众起来斗争时，他们的经验才能指示出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获得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理解，并据此系统地形成中国自己的革命理论，不能不经历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

　　沙健孙：首先，是指中国的基本国情。主要是指中国社会的性质，包括社会的经济结构和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的主要矛盾和其他矛盾及其特点，社会的阶级结构和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政治态度及其相互关系，等等。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也指当前运动、当前工作的特点及其规律性；敌友我三方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等等。此外，也应当包括中国各地区、各民族的人口、资源、自然环境和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的状况。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上述情况，是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中国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条件。

　　再次，是指中国的历史文化。历史，主要是指中国社会以往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人民在这个过程中所积累的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等方面的经验，国家治乱兴衰的经验等等。文化，主要是指从事理论创造必须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优秀文化遗产，必须有选择地加以利用的以往的思想材料。1943年5月，中央在《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中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决定强调，“中国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沙健孙：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的基础上，依靠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积累，依靠党的集体智慧，逐步得到解决的。讲过：“在民主革命时期，经过胜利、失败，再胜利、再失败，两次比较，我们才认识了中国这个客观世界。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所以，他才说：“《毛选》，什么是我的？这是血的著作。《毛选》里的这些东西，是群众教给我们的，是付出了流血牺牲的代价的。”

　　第二，深入实际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注重调查研究。以农村调查为例。说，1925年，我做了四个月的农动，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后来，中央要我管理农动。我下了一个决心，走了一个月零两天，调查了长沙、湘潭、湘乡、衡山、醴陵五县。不过，在当时我对于农村阶级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到井冈山之后，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从我个人调查农村来说，是经过了六七年时间的。

　　第三，真切地了解中国历史，批判地继承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遗产。把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视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项崇高任务不可或缺的工作。他说，我们不但要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他试图通过研读中国文史古籍达到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研究历代兴亡史，总结中国古代社会阶级斗争的经验，研究治国安民的艺术；借助于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帮助中国人建立起对于自己的民族、对于自身创造能力的信心，增强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乐观主义的信念。

　　第一，靠实践的教育。中国是一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党内不存在一个自觉维护某种错误思潮的特殊利益集团。所以，凡是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意见，终归是会被全党所接受的；凡是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意见，也终归会被全党所摒弃。这正是党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一种表现。正是因为在实践中受到了正、反两方面经验的教育，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中国、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第二，靠深入的理论工作和党内教育。为了肃清“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错误的影响，提高广大干部和党员群众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自觉性，最重要的就是要加强党内教育尤其是理论教育。基于这种认识，在遵义会议之后，集中精力去研究党在前两个历史时期的正反两方面经验，写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抗日战争时期，他在《〈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更对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对中国革命的基本经验，从理论上做了完整的概括和系统的发挥。这样，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所通过的党章就正式确定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思想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即在土地革命战争的前期、中期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为代表的中国人所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以及为坚持这条道路所确定的农村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和新型人民军队提出的指导思想和具体措施，说明中国人已经逐步地学会了独立思考中国革命的问题，并在一系列根本性的问题上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了。这条道路的开辟，成了思想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并在解放战争时期进一步得到发展。阐明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制定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以农民为主体，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样一条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制定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提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的理论体系。

　　必须坚持的崇高理想，切实做到两个“务必”。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及时指出：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取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他们所施放的糖衣炮弹有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只有坚持的理想、信念，才能具有政治上的坚定性，才能在贯彻执行党的当前阶段的纲领、路线时具有高度的自觉性，才能自觉地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保持旺盛的斗志和革命精神。

　　沙健孙：、思想在中国的历史上具有崇高的、不可动摇的地位。只有科学评价、思想及其历史地位，正确认识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才有助于我们科学地认识党的全部历史，准确把握党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才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认清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改革开放的内在关联，更加自觉地坚持改革、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

　　在分析和研究党的历史，包括党在历史上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时要注意分清主流和支流，即使对党史上某个犯严重错误的时期，也不能简单地否定一切。要用历史的观点、实践的观点看待党史上曾经出现过的错误和曲折，着重于分析当时的环境，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研究防止此类错误重犯的办法；而不应当单纯地着眼于个人的功过。要反映党和党的领导人依靠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发现错误、制止错误、纠正错误的历史过程，帮助人们认识：中国作为一个不谋私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人阶级政党，它不但善于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而且善于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