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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就任以来一直以重建新政联合体作为最主要的政治愿景，为“再次团结”尽可能多的支持者，其选择经济议题作为主要的施政内容，致力于解决就业、通货膨胀、能源安全等影响绝大多数美国人日常生活的紧迫问题，以期解决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危机并实现“重建蓝墙”的政治愿景。其施政对象主要以美国社会中产阶级及以下群体为主，覆盖范围广、群体组成较复杂、意识形态内部多元化，因此拜登在经济优先的同时，试图回避针对堕胎权、LGBT权益、儿童性别教育等引发意识形态对立的“文化战争”问题，尝试以经济问题为纽带弥合中间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分歧，也尝试寻求与共和党合作。

　　在经济问题上，拜登的优先议程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医疗教育的措施短期内效果并不明显，能源价格、通货膨胀更在地缘冲突影响下居高不下。在经济措施效果甚微的背景下，左、右两派相互指责，内势力进一步分裂。而在文化议题上，共和党利用内部分裂和拜登力图搁置的机会，在社会文化领域发起猛烈的“文化战争”攻势，不仅试图在最高法院推翻罗伊案，还在佛罗里达州推出了禁止在公立学校讨论性取向的“Don’t Say Gay”法案。

　　在罗伊案被推翻后，面对抗议民众和党内进步派的施压，身为天主教徒的拜登被迫作出回应，承诺让堕胎药广泛可用、妇女可前往他州进行堕胎，并号召选民通过选票为堕胎权自由写入联邦宪法而努力。但罗伊案被推翻必然会使拜登的后续政策议程进一步陷入矛盾困境。一方面，拜登需要更为有力的措施，切实努力推动堕胎权自由法律化，不能仅仅为堕胎选择提供帮助。另一方面，在内部分歧日渐加剧的情况下，拜登想要出台更有力的措施势必会造成党内中强烈反对，并在经济政策领域对拜登施压，使之陷入经济与文化政策分裂、党内左右两派相互掣肘的困境之中。

　　随着社会群体基于文化-身份分裂的加剧，两党为了增加选民基础、固化已有支持群体，会以另一党派的价值政策为蓝本不断调整其政策，最终加剧两党观念对立。因此，在本次堕胎权争论中，罗伊案被推翻后堕胎权是否合理已经变成了一个非0即1的极端问题。例如，多个支持共和党的红州已经将禁止堕胎写进法案，甚至宣称堕胎等于谋杀。其中，密苏里州制定的触发法将禁止除紧急医疗情况外的所有堕胎行为，任何人进行所谓“非法堕胎”都将构成重罪，可判处5至15年监禁；得克萨斯州甚至提出了“堕胎赏金法案”。与之相反，进步派则提倡禁止对胎儿存活前的堕胎进行任何限制，包括允许存活后堕胎。观念分裂的结果是，政治中间主义在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中处境日益艰难。

　　罗伊案被推翻正式宣告了美国民权运动在堕胎问题上的失败，最高法院司法判决的专业性和公正性已逐渐让位于政党对立而造成的政治分歧。共和党对官和联邦法官的任命、对参议院相关法案的驳回潜移默化地塑造着美国司法系统。特朗普任内完成官任免后，最高法院9名官中保守派对自由派官形成了6对3的优势，司法系统日趋保守，在这一背景下，罗伊案被推翻也可说是一种必然。而5月初判决草案被提前泄漏破坏了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议事规则和内部信任机制，预示着党派政治对联邦最高法院的渗透正在加剧。

　　然而，迫于公众舆论压力和选民基础，往往需要在既有进步立场上做出更多承诺和更实际的措施才能吸引进步派选民；共和党只需要在立场上稍微让步便可吸引温和派注意赢得支持，而这实际上不会改变堕胎权被剥夺的法律规定和既成现实，反而会进一步凝聚共和党的党内价值并稳定以宗教团体、白人男性为代表的选民基本盘。共和党候选人在州一级往往不会支持最严厉的堕胎禁令，避免过分激进的表态引起选民反感。大多数新的共和党州法律仍然允许女性在怀孕6到15周的时间里做出堕胎的决定。

　　其次，就社会文化议题的影响力而言，尽管堕胎问题作为2022年中期选举前最后一场“文化战争”很有可能赋予利用进步派的愤怒大幅度提升投票率的政治机会，但同时还应注意到，随着新冠疫情、地缘冲突等现实问题对美国经济和政治秩序冲突的影响，作为个人生存被满足后的非物质问题，“文化战争”能否战胜现实经济问题成为选举首要影响因素有待商榷，这也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仍保留期望的原因。正如在摇摆州，共和党人更多地选择转移焦点，攻击人在应对通货膨胀议题上的表现。